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繼今年5月深圳賽格大廈發生晃動后，高層建筑的高度問題不斷引發關注。
2021年9月10日，住建部發布通知，提出要實行超高層建筑決策責任終身制，并且根據城區人口規模決定建筑高度。
具體來看，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城市新建150米以上超高層建筑，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上城市新建250米以上超高層建筑，應按照《重大行政決策程序暫行條例》(國務院令第713號)，作為重大公共建設項目報城市黨委政府審定，實行責任終身追究。
事實上，這并不是第一次發布建筑“限高令”了。
早在2016年2月，中央就提出要強化公共建筑和超限高層建筑設計管理，建立大型公共建筑工程后評估制度。到2019年9月，住建部再強調，須嚴格控制超高層建筑建設，嚴格執行超限高層建筑工程抗震設防審批制度，加強超限高層建筑抗震、消防、節能等管理。
去年，住建部、國家發改委聯合發文，嚴格限制各地盲目規劃建設超高層“摩天樓”，一般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筑。
今年7月，發改委下發通知，嚴格限制新建250米以上建筑，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筑。從此前的“一般不得新建”到“不得新建”，政策加碼力度越來越大，不再留有空間。
高樓大廈，歷來被認為是一座城市繁榮的見證。在世界10大高樓中，我國就占據6席，如上海中心大廈、深圳平安金融中心、廣州東塔(周大福金融中心)、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、北京中信大廈、臺北101大廈。
根據國際機構CTBUH公布的最新數據，我國包括在建、已建成和有規劃的超高層建筑，300米以上的有400多座，超過全球的三分之一，其中以深圳、廣州、上海、香港等地為最。
隨著經濟快速發展、建造技術的進步，在土地有限的情況下為提高土地利用率，同時，高層建筑的壯觀仍然被視為城市現代化的標志。我國對摩天大樓的熱情更盛，高層、超高層建筑不斷涌現，其高度也在不斷被拔高。
以武漢為例，最初綠地中心規劃高度達636米。還有南京，江北新區第一高樓最初規劃也達到600米。不僅如此，成都天府新區的熊貓大廈甚至一度規劃出677米的新高度。
但在政策的驅動下，各地不得不對原規劃做出調整。
武漢的綠地中心，建設高度由636米改為475米，在去年8月基本竣工。而同為綠地項目的南京江北第一高樓金貿國際金融中心，由600米也改為接近極限值的499.8米，于去年動工，目前仍為在建狀態。成都的熊貓大廈，在改變了高度的同時還變更名稱為一帶一路大廈。從天府新區官網公布的最新規劃圖來看，一帶一路大廈地坪標高487.3米，建筑總高度489米，于上月12日正式開工。
不過，拋開政策的限制，事實上超高層建筑本身就攜帶著難以避免的風險，如經濟風險、安全隱患等。
在天津，曾以596.5米的結構高度，117層的超高摩天大樓，成為僅次于迪拜哈里發塔的世界第二高度建筑，也成為2015年中國在建的結構第一高樓。最終，因資金鏈斷裂問題，項目被迫按下“暫停鍵”，從“中國第一高度”搖身一變為“最高的爛尾樓”。
而因其設周期長、成本高昂，高層建筑爛尾的并不在少數。例如2012年綠地集團規劃的銀川綠地中心，高301米，10多年過去仍未竣工，曾被稱為西北最高雙子塔，如今更多被稱為“銀川第一爛尾樓”。在長沙，計劃建造838米的遠望大廈，如今也處于爛尾狀態。
再從安全隱患來看，今年5月18日，深圳華強北超高層建筑賽格大廈發生晃動，致大廈內人員遭遇驚魂一幕。雖有驚無險，但可以看出摩天大樓的安全性有待審視。
除此之外，數據顯示，部分城市超高層建筑寫字樓空置率較高，二三線城市空置率甚至在40%以上，且仍有不少超高層建筑正在建造，造成人力物力財力的嚴重浪費。
不過隨著“限高令”政策的趨嚴，各地也正積極響應。規劃518米的福州世貿108大廈，在今年7月提出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筑后，計劃按360米高度控制，目前具體方案還在設計階段。福州臺江區曾規劃建設的300米新璽中心項目，目前已調整為240米以下。
不止福州，多地的在建或待建建筑都下調了高度。深圳羅湖華潤湖貝塔項目從早前公布的830米減至500米。西安中國國際絲路中心大廈由501米降至498米，下調3米，剛好低于500米的限制高度等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作為濟南西部新城的標志性CBD建筑，位于槐蔭區高達518米的恒大國際金融中心， 目前處于在建中，還未對高度進行調整。
但整體來看，從政策端對超高層建筑進行限制，“高樓熱”或能真正實現降溫。
